来源：蒙格斯报告

本文通过对“范式”“社会科学范式”相关文献的梳理将“金融研究范式”定义为金融研究活动中所涉及的研究对象、研究方法及价值判断的总和，并在此基础上对中国近现代凡二百年金融研究范式的变迁进行了详尽探讨，即对维新时期、民国时期、计划经济时期以及改革开放后金融研究对象、研究方法及其价值判断进行了全面回顾与总结，以为洞悉、把握金融学科之发展提供了一种借鉴方法。

作者：白钦先 张坤

一、范式、社会科学范式、金融研究范式定义及相关文献

“范式”这一概念源于希腊文“Paradigm”，原表示共同显示，后又引申为规范、模范、模型等含义。“范式”一词在学术研究过程中被广泛使用，含有这一关键字眼的学术论文、著作、报告在知网检索达数万余篇。然而，在被频繁使用的过程中，不同的语境下却有着不同的内涵和指代，至少在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这两大学科范畴下其含义就有显著差异，因此，在正式讨论本文主体内容之前有必要对“范式”“社会科学范式”“金融研究范式”做一些必要的界定和说明。

历史上首次将“范式”这一概念运用到科学理论研究的是美国当代哲学家托马斯·库恩（1962）在其所著《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中将范式定义为“范式是一个具有整体性的认识世界的框架和价值标准，是集信念、理论、技术、价值为一身的综合性范畴。”随后，美国学者肯尼斯·贝利（1986）又将这一概念引入社会科学并加以规范，在其所著《现代社会科学研究方法》一书中指出“这个词用在社会科学中，就是观察世界的一种视野和参照框架，它是由一整套概念和假定所组成……研究者在社会世界所看到的，是按他的概念、范畴、假定和偏好的范式所解释的客观存在的事物。”我国学者欧阳康（2001）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在其所著《人文社会科学哲学》一书中对“社会科学范式”进一步做了定义，他认为“社会科学的范式就是指社会科学理论体系和研究活动中关于研究对象和研究活动的一组基本概念，是某一科学共同体成员围绕某一社会科学或专业所共有的信念、价值观、技术手段等的总和。”在此之后，“社会科学范式”这一词汇的含义在我国哲学社会科学领域基本稳定下来，虽然在不同分支学科的不同语境下略有增减删改，但整体上和前者保持了一致或能被前者所包含，譬如汪信砚（2007）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范式》中将“范式”定义为“学术共同体中的研究者自觉认同和共同持有的一套信念、原则和标准”等。

在我国“金融范式”研究方兴未艾。关于“金融范式”的相关研究始于笔者2000年公开发表的《再论以金融资源论为基础的金融可持续发展理论——范式转换、理论创新和方法变革》，彼时虽未正面给“金融范式”下定义，但所述议题均是“金融范式”所应包含的内容，如“在方法论上，金融可持续发展理论注重理论实证和经验实证的有机结合，突出强调金融学的社会科学属性。”同年，我指导的博士姚勇（2000）公开发表《金融学的范式、理论和方法：历史考察与现实审视》，对以古典西方经济学为基础的金融学大概五百年的发展历程做了详细梳理——从重商主义到亚当·斯密，从古典政治经济学危机、边际革命到新古典经济学，从凯恩斯主义到货币主义、供给学派，从新古典宏观经济学、新凯恩斯主义到新制度经济学，最终得出结论认为“当代金融学的危机最根本上是范式危机。”

此后，国内其他学者也陆续开展相关方面的研究，如：赵新顺（2006）在《金融经济学的研究范式及其演进——行为金融与标准金融研究范式比较》一文中对金融学研究的三个基本问题概括为“物的问题”“人的问题”和“经济体制的问题”，分析了标准金融理论与行为金融理论各自范式的特点，进而指出后者向前者提出的严峻挑战。殷剑峰（2006）在《结构金融——一种新的金融范式》一文中提出“结构金融”是一种以证券设计为核心的新型金融活动，它与传统金融范式——间接融资最大的区别是突出的中介功能。杨德平、张俊岩（2010）在《农村金融新范式研究》一文中认为农村金融现有的机构范式和功能范式是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既有进步性、又有历史局限性；农村金融范式转换要以农村金融理论研究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转换为前提，等等。

纵观已有的“金融范式”相关研究成果，或未从正面下定义对其进行直接研究或其所下的定义与目前已得到较为广泛认同的“社会科学范式”概念相抵触，因此，本文中所指的“金融范式”是金融研究活动中所涉及的研究对象、研究方法及价值判断的总和——这一定义与“范式”“社会科学范式”的定义及内涵在逻辑上是一致的、自洽的。

本文题目“近现代中国金融研究范式的变迁”即从近代到现代中国金融研究活动之研究对象、研究方法及其价值判断的变迁。

二、从近代到现代的

金融范式变迁的四个时期

票号的衰落、银行业的兴起标志着近代金融制度诞生，这是商业革命的产物，又是工业革命的准备，可以称为金融革命。（孔祥毅，2002）这一中国金融史上的巨变同中华文明由古代向近代演变在时间上是一致的，也可以说金融史的变迁是整个文明史变迁的重要组成部分；金融实体的变迁必将导致人们对其研究范式的转换，金融研究范式的转换也能在一定程度上反作用于金融实体的发展。

中国近代史始于1840年中英鸦片战争，中国现代史始于1949年新中国成立，近现代史大致上算二百年。这二百年的历史从军事、政治、文化、特别是经济、金融变革的角度笔者将其划分为四个时期：

第一个时期是1840年至1912年民国政府成立，这一时期主要是资产阶级维新派（又称资产阶级保皇派）主政，戊戌变法是政治、经济、文化领域的一次重大变革。第二个时期是1912年至1949年新中国成立，这一时期是资产阶级革命派（又称民族资产阶级）当政，是中华民国统治大陆的时期，亦是抗击外敌、国共对抗的特殊历史时期。第三个时期是1949年至1978年，这一时期是新中国成立初期实施计划经济体制的三十年。第四个时期是1978年改革开放至今，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四十年。

虽说上述历史时期的划分是以政治事件为标志，但实际上政治乃是经济的延伸，特定的政治背景总是能与特定的经济发展阶段相联系，特定的经济发展阶段又决定了与之相适应的金融发展水平；而特定的金融发展水平又与人们认识金融、研究金融的研究范式息息相关。因此，将中国近现代金融研究范式的变迁史划分为上述四个时期是可行的，事实证明，这四个不同的历史时期金融研究范式间的差异也是显著的。

三、1840年-1912年：维新时期金融研究范式

近代中国金融之启蒙始于资产阶级维新派登上历史舞台，尤其是戊戌变法将这一思想之解放推向高潮，尽管变法最终以失败告终，但其留给后世的影响是极其深远的。资产阶级的诞生势必带来资产、资本、信用、货币等一系列与金融相关的新鲜事物，最早对这些新鲜事物进行观察、研究的也往往是那个时代改革的先驱们，如康有为、梁启超、郑观应、盛宣怀、张謇等一批维新派，这些人的所思、所想、所悟汇集起来便代表了近代中国金融研究之范式。

（一）维新时期金融研究对象

这一时期金融研究的对象比较集中，也较为单一，主要是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银行。康有为（1987）在其代表作《理财救国论》中就详细记载了其“理财之道者，妙用银行以为枢”的论断，他认为“入其国，银行得法，盛大繁多，其国之富实可知。入其国，银行无法，寡少枯槁，其国之贫乏可知……夫以国家银行，能操全国之金融多寡高下而调和之，上之资国，下之济民，中之对外，无一不宜。”并且对国家银行之职能也有明确论述“国家大银行既立，则有相须而成者四事即当举行，不可迟，不可缺者也：一曰稍借外债以资挹注；二曰发行纸币与公债，以广流通而资保证；三曰铸行金主币，收回旧银币、纸币、铜元，以划一币纸；四曰大收购金银，以益厚现款准备。”梁启超（1989）在其所著《中国改革财政私案》也有记载“银行为国民经济之总枢纽，所关者不只在财政而已，然国民经济不发达，则财政亦无可言，故言财政必推本于银行。”并对于国民银行之发展有“广设银行、防止倒闭、约束管理、维持稳定、立足国情”五大政策建议。此外，郑观应有“办银行以商务为本说”“办银行既要利国更要利民说”，盛宣怀（1974）有“银行振兴实业论” “银行官督商办说”  “央行商用论”，张謇（1994）有“以中央银行为金融基础地方银行行为之辅、民立银行定政府入股之制及银行以法律为保障论”。

二是币制。康有为（1998）在其所著《金主币救国议》中有“今万国皆变金主币，而吾国不改，则银价日落，而吾民日困，租税生计无法定”的论述，并就货币起源、币材币型选择、货币本位制等具体问题进行详尽阐述，以论证其金币救国论。梁启超（1989）关于币制的研究可概括为“三论”即：“恃本位币以为之纲论”“整理币制必以兑换货币为之枢纽论”“定币制以划一物价标准论”。郑观应（2002）在其所著《圜法》、《铸银》和《银行下》三篇中对币制也有一定研究，他主张应顺应世界币制发展的大趋势，以黄金为本位币，铸银元以取代洋钱，办银行以发行钞票。

三是外资。梁启超（1936）所著《外债评议》就提出借重外资开发资源必须遵循三论：借外资以开发国中天然无限之富源论，只有政治组织完善之国家才可以借外债与有税源、盈利保证始可对外借债论，保障国家生计权与政治权、债款由我处置论。张謇（1994）主张利用外资以振兴实业，他提出可以通过合资、借款、代办的方式利用外资：“合资，此为利用外资最普通方法，凡利害参半之事业用之，盖有利与外人相共，亏损亦然……借款，凡事业之确有把握者用之，在外人方面，仅处于债权地位，与所营事业之盈亏无涉……代办，凡先难后易而可以永久获利之事业用之，如开垦荒地，兴办时购置机器，须费较巨，垦熟后继续进行，需费不多……”

（二）维新时期金融研究方法

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维新派认为，银行也好、外资也罢是随着国门被迫打开而带来的舶来品，他们对待这些舶来品的态度实质上反映了当时维新派对待中学和西学的态度，张之洞将这一态度概括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 所谓“中学”指以三纲八目即明德、新民、止至善；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核心的儒家学说，“西学”指近代传入中国的自然科学和商务、教育、外贸、万国公法等社会科学（蒋贵麟，1993）；他们主张在维护清王朝封建统治的基础上，采用西方造船炮、修铁路、开矿山、架电线等自然科学技术以及文化教育方面的具体办法来挽救统治危机。这一思想在金融相关问题研究及其方法论上就表现为康有为（2006）在其《物质救国论》里表述的“中国之病弱在不知讲物质之学……中国国事百变，医杂药乱，而中国不救，其贫弱益百千倍，日坠益危，皆由病论误之。今经欧洲大战之效，物质之发明益盛。五六十生的之巨炮可轰二百余里，飞天之船可十六时而渡大西洋。德之强而欲吞全欧，以物质。英、法之能力抗四年，以物质。美之富甲全球以物质。凡百进化，皆以物质。”反映在具体主张上，他认为只要将银行办好、本位币改为金币则可“国治完整，生计富足”；殊不知其研究仅停留在所谓“物质”这一表象层面，仅从业务的角度、实用的角度，浅尝辄止，而未真正触及新生事物之所以诞生背后更为深层的矛盾，因此也就不难理解其有论“考察中国之外的各国国力，其强弱与否和其是否共和无关。”当然，康梁尚且如此，更遑论当时那些保守派了。

简而言之，这一时期金融研究之方法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实行拿来主义、实用主义，简单而粗暴。

（三）维新时期金融研究的价值判断

任何经济学、金融学理论最终都要归宿于其所服务的对象，因而其价值判断及价值立场亦取决于其所服务的对象。虽然早期的金融理论研究对象比较单一、研究方法也略显粗糙，但其价值判断却是清晰明确的——维新派之金融理论就是服务于“救亡图存”这个大历史背景，而这个“亡”和“存”不仅指国家和民族，更指大清帝国、统治阶级和封建制度。

纵观整个洋务运动，其实质是一种以政府为依托，以集权为特征的官僚经济。无论从资金、技术、市场诸方面一刻也不能离开政府。它是靠政府之力，集中纳税人手中的钱财，解决兴办的经费。它是靠政府之力引进技术，其原料和产品的相当一部分，都是靠政府调拨的。于是，政府的支撑就成了洋务经济存在的前提。

这样，维护政府所代表的传统制度，就成了洋务运动的天职。正是这种既要举办洋务，又要依赖政府的经济现实，决定了“中学西用”的必然性、决定了维新派金融理论固有的限制。“中学西用”虽说在洋务运动早期对于冲破封建顽固派的阻挠，引进西方自然科学，促进中国工业、军事的近代化和新式教育的产生发挥过积极作用，但到了后期却沦为了清统治者对抗资产阶级维新和资产阶级革命的思想武器。

四、1912年-1949年：民国时期金融研究范式

民国政府统治大陆约四十年，这一时期是以孙中山为代表的民族资产阶级当政的四十年。在冲破封建藩篱束缚后，中国社会经历了一次思想大解放，在经济、金融领域涌现出一批真正意义上的学者，如马寅初、刘大钧、何廉、方显廷并称为“民国四大经济学家”，在政界有孔祥熙、宋子文、陈光甫、杨端六等学者型官员，在实务界不乏章乃器、卢作孚、张嘉璈等有识之士，在地方上有阎锡山等一批军阀对地方金融发展也有一定见地，还有最早一批受到马克思主义影响的中国学者如陈豹隐等。

（一）民国时期金融研究对象

这一时期金融研究的对象不仅在维新派的基础上深化了对银行、币制、外资的研究，而且拓宽了金融研究的视野，涉及了信托、黄金、征信、合作金融、农村金融等一系列范畴，更重要的是这一时期金融研究的对象开始涉及某种金融现象，譬如通货膨胀、通货紧缩以及应对的金融政策，这与过去以金融实务为主要研究对象的范式产生了根本性变革。

首先，在这一时期深化了对银行、币制和外资的研究。孙中山作为民族资产阶级的代表不仅在思想方面引领着中国革命前进的方向，而且在经济、金融领域也给出了一系列政策主张，他（1984）明确提出“实业为富国之本，而银行尤为实之。兴办各种实业，要先办银行，从事汇兑、储蓄、解决各种实业的融资问题。中国地大物博，银行愈多愈善。

中国的银行事业对于中外经济关系的影响尤其巨大，所以办银行要积极开展作为国际贸易枢纽、国民经济关键的海外汇业，当金融紧迫之秋，借此酌剂盈虚，扩张商务，救补时艰。发展中国的银行事业，也可以选择中西合资银行的方式，专以输入外资为目的，直接服务于振兴中国实业，间接服务于抵制四国银行团。

为了整理国家经济，调剂社会金融，应当采用发行基金公债的办法兴办中央银行。”在币制改革方面，孙中山最重要的贡献是提出了钱币革命的命题，其就钱币革命的目的及内涵、钱币职能、币材进化及纸币利弊、实施钱币革命的具体办法、预言钱币革命落实的经济金融结果等一系列问题展开了深入探讨。在对待外资方面，孙中山认为对于中国来说，顺应时势，采行开放门户政策有利于保障主权，利用外资，可以得外资之益，以筑铁路、开矿山。此外，马寅初（1999）的“整理纸币说”、何廉（1986）的“币制改革论”、孔祥熙（1977）的“外债论”、宋子文（1925）的“中央银行论”都是对维新时期金融研究的进一步深化。

其次，民国时期的学者还进一步拓宽了金融研究的视野。杨端六（1921）发表的《信托公司概论》中对信托公司相关进行详细论述“信托公司为我国最近事业界一大问题，人人均欲发起信托公司，人人均不知信托公司为何物。此两语未免小视我国之事业界，然实在情形大约相差不远。”该文成为国内较早系统性介绍信托概念和信托业在国外发展状况的著作。

贾士毅（1940）在《我国黄金政策之动态》一文中对战时黄金新政策性进行了多方面分析并展望了我国当时的黄金政策动向，提出了政策建议，成为较早研究黄金政策的学者之一。此外，被誉为“中国资信业第一人”的章乃器也是在同期创立了中国第一家信用调查机构——中国征信所，并陆续开展对征信业的相关研究；阎锡山（1937）在其所撰《村信用合作社之理论与方法》阐述了其信用合作券土地担保论的相关内容，并在其所辖山西省内较为成功地推行了相关措施，成为农村金融、合作金融在近代史上一次成功的理论实践；同期，在中央，何廉（2014）在呈交给孔祥熙（农本局理事长）和翁文灏（经济部长）的《农本局业务计划》中提出农村金融不仅限于资金的供给，还要与技术和组织相结合的发展构想。

最后，这一时期在金融研究对象方面最重要的转变是研究对象开始涉及金融现象，特别是战时的通货膨胀，这方面研究的代表性人物是马寅初、刘大钧和方显廷。马寅初（1999,1999,1936）在其所著《大战前欧美各国之不换纸币与中国的京钞》《战时之物价与纸币》《中国之新金融政策》等多篇文章、专著中对中国当时通货膨胀的原因、影响及治理进行了详尽阐述论证；与前者大相径庭的是刘大钧，他（1939,1939,1939）认为在抗战时期不应该实施通货膨胀政策，反而应该控制货币流通，实施通货紧缩政策，在其所著《我国统制金融办法之检讨》《战时物价统制》《抗战期中之法币与外汇统制》等多篇文章中就战时应采取的货币政策、物价政策及外汇政策进行了针对性阐述。方显廷（1948）则从货币周转速度的角度对物价进行了探讨、进而在通货膨胀背景下应实施的汇率政策。

（二）民国时期金融研究方法

民国时期国家的对外开放程度较清朝末年已是天壤之别，这一时期的经济学家、金融学家很多都有留洋经历，譬如以马寅初为首的“民国四大经济学家”全部都在美国著名高校深造后回国发展，而政界、商界的孔祥熙、宋子文、陈光甫、张嘉璈也有留欧、留美、留日的经历，因此，他们对于经济、金融的研究方法上在很大程度上受到西方经济学研究范式的影响，特别是受古典西方经济学研究方法的影响最为突出。譬如方显廷（1948）在对货币和物价间的关系进行研究时就借用了费雪方程式及货币周转速度等一系列概念，他说“要解释我国当前的物价问题，如果不把握货币周转速度这个因子在物价变动过程中所起的作用，即无法说明。”而货币周转速度是1911年欧文·费雪在其所著《货币的购买力》一书中提出的重要经济学概念，是典型的古典西方经济学、货币主义的研究手段，从时间也能看出，前者师承于后者。

除主要受到古典西方经济学的影响外，这一时期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也开始传入中国，其研究范式及方法也开始受到一部分人的重视，其代表性人物是陈豹隐（原名陈启修），他也是最早将《资本论》翻译成中文的学者之一。作为马克思主义的传播者，陈豹隐在坚持劳动价值论的基础上，对马克思主义货币起源理论、货币本质理论、货币职能理论、货币流通规律理论和纸币理论在中国的传播卓有成就，更难能可贵的是作为早期的传播者，陈豹隐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反对教条地理解马克思主义，他（1933）认为“马克思的基本思想，要严厉的保守和发展，可是经济学的顺序，却因时代的不同和经济现象的变迁，而不能采用顺时代的方式，用不着死守着《资本论》的顺序……特别是对于中国人，岂能无环境和文化上的顾虑？”

（三）民国时期金融研究的价值判断

民国期间在经济学研究领域乃至整个社会科学研究领域、整个社会大的风气，一个鲜明的特点是民族意识的觉醒，这表现在经济学、金融学的价值判断上即经济、金融理论要服务于民族、要中国化。

孙中山在其“列强经济金融压迫论” 中对列强针对中国压迫产生的制度、表现及给中国造成的危害诸方面做了详实的思考。孙中山（1984）认为列强通过银行发行纸币、通过办理汇兑业务、通过办理存款业务对中国实施金融压迫；列强要挟中国的赔款其实就是列强将政治手段变为经济金融手段，并借以将中国的内资转变为外资，再以此来压迫中国；外国对中国经济金融的压迫，使中国经济遭受巨大损失，中国社会经济被逼到民穷财尽，甚至可能因此国亡种灭的境地；中国必须寻找有效途径，废除不平等条约，中国必须进行革命，发展实业，强大实力，使中国能够真正摆脱外国经济金融的压迫。

在经济、金融教育教学方面，何廉对当时中国著名的十所高校进行考察，发现当时国内经济学教学中普遍存在的问题是经济学教师大多是从英美留学归国的留学生，他们对中国实际情况缺乏研究，使用英美的原版教材或将其翻译为中文讲义，讲解的全是西方国家一般情况，与中国国情不相联系，因此，他在任教的第一年就油印了我国古代以来的内外债发行情况、公共支出去向等方面的材料作为授课教材补充发放给学生，并始终坚持和强调经济学教育与研究的合理化、中国化和教学相长。

此外，上文所述陈豹隐对马克思主义始终强调和坚持中国化与孙中山、何廉等在本质上也是高度统一的。

五、1949年-1978年：计划经济时期金融研究范式

新中国建国初期的这三十年在近二百年的中国近现代史上是非常特殊的三十年，不论是此前的清末维新时期、民国政府时期，还是此后的改革开放时期，在经济体制的选择上都是以市场为导向，而唯独这三十年受苏联影响，我国执行的是计划经济体制。

计划经济体制下，金融仅仅充当国民经济中货币收支、清算的角色，失去了其配置资源的核心功能，因此，其重要性大打折扣；再加上政治上的动荡，金融学科的发展也受到一定的冲击，正如薛暮桥（1990）在1949年至1966年间在总结国民经济的社会主义改造经验、反冒进、国民经济调整方针的制定和执行时所述“总体上没有脱离计划经济思想框架，金融研究没有取得突破，由于‘左’的思潮束缚甚至在有的方面有所退化。”

尽管如此，在这样的背景下，以南汉宸、薛暮桥、周骏、石毓符、施仁夫等为代表的一批经济、金融学者还是在某些特定的方面进行了针对性研究与探索。

（一）计划经济时期金融研究对象

在经历了八年抗战和解放战争后，国内经济百废待兴，急需强而有力的中央政府主导战后经济恢复。在这样一种特殊的历史背景下，从学术研究到政策制定都围绕“统”在做文章，计划经济色彩浓郁。以南汉宸和薛暮桥为例，前者在担任首任央行行长期间，提出“稳定货币三步走”的措施，即“货币统一；统一财经工作、稳定货币；收旧币，换新币。”在1948年东北、华北、华东解放区成一片，冀南、北海、晋西北、东北各银行钞票相互渗透的背景下，南汉宸（2006）认为，独立统一的货币是建立稳定币值制度的基础，稳定物价首先要统一货币的发行；与此同期，薛暮桥（1996）进一步将货币工作的方针概括为“独立自主，平稳物价，保护人民财富，保证生产发展。”1950年统一全国财经工作期间，南汉宸又进一步提出对财政、商业、银行乃至铁道部门必须统一管理，实行上述部门的金库制度，这些部门的收入各自汇入中央金库，由中央各部门统一开支、下拨款项，实行统收统支，特别是银行资金由总行统一管理，每一笔存款都由总行支配，即“存款往上交，贷款看指标。”

在学术研究方面，周骏（1965）在研究社会主义制度下货币属性的基础上提出应当按规律有计划地调节货币流通，他认为“应根据货币流通规律的要求计算市场货币需求量，并应该考虑纸币的贮藏价值这一因素，计划调节货币流通，使其与商品流通的实际需要相适应。”这是对商品经济的产物——货币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的性质和特征的研究和探索。

计划经济背景下金融成为国民经济货币收支、清算系统，如何进行相关信息的记录、核算和披露成为当时理论界与实务界关注的重点，因此，金融会计应运而生。最早提出这一问题的是石毓符（1951,1950），20世纪50年代初，其现货在天津《进步日报》发表了《货币管理对企业经济核算的监督》《论私营企业重估财产调整资本办法的重要性》等文章，提出了金融会计的主张，在充分借鉴苏联多年经验的基础上，使我国不过用了两年的时间便建立起了现金中心、转账中心和信贷中心，为稳定经济动荡、推进经济建设、计算全国生产和产品分配提供了翔实解决方案。在此期间，学术界也兴起了一场论战，即中式收付记账法与西式借贷记账法之争，施仁夫（1993）作为中式收付记账法的拥护者多次撰文呼吁学界和社会“拯救”我国传统的现金收付记账法，并深入地表达了他的思想和看法。

（二）计划经济时期金融研究方法

正如薛暮桥所述“建国初期阶段金融研究没有取得突破，由于‘左’的思潮束缚甚至在有的方面有所退化。”笔者认为，其所述“有所退化的方面”在金融研究方法方面表现得尤为突出。在意识形态影响下，在金融研究全面抛弃了以价格论为核心的西方经济学分析方法及范式，这意味着在此之前国人虚心学习西学所积累的大部分成果不能继续为我所用，而且与已有数百年积淀的古典西方经济学彻底划清界限，切断了吸取、借鉴先进文明成果的道路；取而代之的是全盘接受了以劳动价值论为核心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分析方法及范式，更糟糕的是有些人在运用马克思主义分析方法过程中片面突出了对立统一规律而忽视了量变与质变规律、否定之否定规律，使得在学术研究过程中缺乏冷静、客观、科学、理性，而是充斥着“一切以阶级斗争为纲”的狂热。

（三）计划经济时期金融研究的价值判断

在极左意识形态影响下，学术研究的价值判断也不可避免地受到扭曲，简而言之，概括为“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以发生在此期间的收付记账法与借贷记账法论战为例，这本是一次很正常的不同学术观点的探讨，但从1966年开始，就有人将借贷记账法定性为“资本主义记账方法”，与此同时也将增减记账法定性为“社会主义记账法”。其理由是：前者是从国外引进的，是资本主义的产物，如借贷的“晦涩难懂”就是“为资本家弄虚作假服务的”等等；而后者则是中国人自己创造的，是为社会主义服务的。这样给记账法定性后，许多原来一直使用借贷记账法的企业迫于舆论压力改用增减记账法。

当然，在改革开放后学术界对类似历史问题有过集中“拨乱反正”，这也从另一个角度说明当时在学术研究方法论及价值判断方面的混乱。

六、1978年-2016年：改革开放后金融研究范式

随着1978年改革开放，我国金融学科也迎来了蓬勃发展又一春。回顾近四十年金融学研究范式变迁历程，可以看出我国金融学研究对象、研究方法极大丰富的同时金融研究服务于改革开放、服务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价值导向也愈来愈明确。

（一）改革开放后金融研究对象

随着改革开放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设和发展，在理论界和实务界“金融”一词有了不同含义——在宽口径下，“金融”所指范围大体包括：与物价有紧密联系的货币供给、银行与非银行金融体系，短期资金拆借市场，证券市场，保险系统以及通常以国际金融概况的这诸多方面在国际的存在，等等。

在窄口径下，“金融”是指有价证券及其衍生物的市场，指资本市场；持这样看法的主要是80年代起开始关注金融、研究金融的一些中老理工学者以及90年代中期起留学归国的中青年学者。如此一来，在严谨的学术研究过程中就对金融学研究对象到底包括哪些内容有了争论，所持口径不同的学者针锋相对，特别是在2000年左右这一争论到达高潮。

黄达（2001）在《当代财经科学》撰文《金融、金融学及其学科建设——金融涵盖范围、金融学科体系设计、金融专业办学方向》正面回答了上述争论，其观点即全面反映了当代金融学研究对象的三个层次：

——宏观上的金融学研究对象包括一切与货币收支相关的资金融通行为，包括财政也是一种资金融通行为，只不过其行为主体是政府罢了，在西方教科书中“财政”就称为“public finance”，直译过来便是“公共的金融”；此外，宏观金融还包括与资金融通的相关，如信用、货币、利率、汇率、通货膨胀、通货紧缩、金融资源、金融发展、金融史等等。

——中观上的金融学研究对象包括金融市场和金融机构，也有把这两个方面综合在一起研究的，包括商业性银行、政策性银行、合作性银行、非银行金融机构、信托、保险、证券、货币市场、资本市场、外汇市场、市场监管等等。

——微观上的金融学研究对象是技术层面和经营管理，包括市场有效性、股票定价、债券定价、衍生品定价、资产组合、风险管理、信贷管理、产品设计等等。

（二）改革开放后金融研究方法

20世纪90年代后，金融工程的引进为我国金融学科建设与发展注入新鲜血液，特别是其数学化、工程化、模型化的研究方法成为这一时期金融研究范式变迁的一大亮点。根据笔者的观察，这一研究方法之变革是在三个因素下促成的：

首先，从现实经济环境来看，20世纪后半叶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崩溃与国际经济、金融危机的频发使得在国际经济交往中对资金风险规避、风险管理和风险对冲的需求日益增强，技术层面和经营管理层面的理论亟须发展，这一点对处于改革开放进程中的中国表现得尤为突出。

其次，从整个西方经济学发展历程来看，20世纪70年代后期新凯恩斯主义兴起，其在研究方法上摒弃了传统凯恩斯主义的“高举高打”，转而注重研究宏观经济问题时的微观基础以及相关的实证分析，这一研究方法上的变革构成了金融学研究方法及范式变革的经济学基础。

最后，从技术发展的角度来看，计算机技术的普及使处理大规模数据变得简单易行，大部分目前使用的计量方法（协整分析、脉冲分析、格兰杰因果检验等）之所以之前未得到广泛应用在很大程度上并非缘于理论不完备，而是在实际操作过程中涉及大量矩阵运算、回归运算、加权运算，如果仅凭人工手算，不仅工作繁重而且准确率难以保证，但计算机技术的普及使运算问题迎刃而解。

因此，在上述三方面因素共同作用下，金融研究方法之变革应运而生。

值得一提的是工程化研究方法的引进对于金融学研究方法变革是重要的、具有积极意义的，但金融研究“唯工程化”“唯计量化”是对金融学社会科学本质的背离。有些人认为没有数学建模、没有实证分析的论文就不再是经济学、金融学文章，就不再是科学，如果这种说法成立，那么社会科学（包括经济学也在其中）的各门学科，没有挂上“工程”的不在少数，如果都够不上“科学”，社会科学算不算“科学”也就大成疑问了。（白钦先，秦援晋，王臻，2014）

（三）改革开放后金融研究的价值判断

2015年由曾康霖、刘锡良、缪明杨主编的《百年中国金融思想学说史》正式出版发行，前后三卷，共收录了98位中国金融思想史上具有一定影响力的人物及其学说，笔者惶恐，亦有幸入选。

在拿到书后，我仔细研究、学习了诸位前辈、同仁的真知灼见，一个最深刻的感悟便是凡能够在中国金融思想史上产生一定影响的学者其所思、所想、所言、所著必紧紧依存于中国、服务于中国；特别是改革开放后的当代学者，其服务于改革开放、服务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特点愈加鲜明，笔者作为他们中的一员体会良多：早在20世纪90年代，笔者就以“一个东方大国的崛起”为主题展开科研、教学；进入21世纪后，我进一步将这一思想概括为“经济学、金融学的人文特性及民族性特征”、呼唤中国经济学、金融学理论创新对中国思维主体性的秉持及国际话语权的把握，并认为这是中国经济学、金融学理论与教育工作者的历史使命。

2016年6月习近平主席主持召开的哲学社会科学工作会谈明确指出“一个没有发达的自然科学的国家不可能走在世界前列，一个没有繁荣的哲学社会科学的国家也不可能走在世界前列。”“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体系的内涵和外延，重在体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这不仅是最高当局对哲学社会科学工作的殷切希望，更是时代的迫切需要。

七、中国金融研究范式回顾与总结

上文以时间为维度详细阐述了近现代各时期中国金融研究范式的内涵，在此基础上，还可以以金融研究范式的各个要素为维度，考察其在不同时期的变迁，即金融研究对象从实务领域、单一对象不断丰富、扩展形成多层次、多领域研究对象；金融研究方法从效仿西方、拿来主义到模型化、工程化现代方法的引用；金融研究的价值判断由忠君思想、狭隘的爱国主义到服务改革开放、服务民族复兴。

这一变化可概括为如下表格：

以史为鉴，通过对范式变迁的研究不仅可以对中国金融学科发展历程进行全方位回顾、反思，而且可以为洞悉未来金融学科发展方向提供一种途径或方法，对金融范式的研究值得给予更多关注。

作者简介

白钦先

白钦先，男，汉族，1939年出生，山西太原人，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著名资深经济金融学家，全心全意、无怨无悔的教育家。自八十年代初以来，白钦先教授长期担任辽宁大学金融保险系、国际金融系副主任，国际经济学院副院长，现为辽宁大学国际金融研究所所长、国际金融专业博士研究生主任导师、曾任校学术委员会副主任、校学位委员会委员，还曾任中山大学岭南（大学）学院特聘教授，任聘博士生导师和金融学科学术带头人，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四届、第五届应用经济学学科评议组成员，中国金融学会常务理事学术委员会委员，中国国际金融学会常务理事，太平洋盆地国家财政金融会议国际学术评审委员会中方委员，亚太金融学会（国际）中国理事，国家教委“八五”、“九五”社科规划经济类项目评议组成员，全国高校优秀教学成果奖评审组成员，国家“十五”国家级规划教材评审组成员，教育部国家重点科研基地专家评审组组长，同时兼任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中山大学、山东大学、西南财经大学、华东师范大学等十几所高校的客座教授或兼职教授，上海东方教育中心顾问，长期担任中共辽宁省委、省人民政府及中共沈阳市委、市政府咨询顾问委员会委员。白教授在教育战线工作的四十年间，发表论文三百余篇、出版专著四十余部、主讲专题报告三百余场，培养博士、博士后百余名，在金融教育教学、金融学科建设、金融体制改革和金融基础理论等方面做出了突出贡献。鉴于上述卓越贡献，白教授荣获首届“中国金融研究杰出贡献奖”和2017年度“中国金融学科终身成就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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